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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7世纪路易十四时代，欧洲大陆的封建王室法的发展达到了顶点，取得了中世纪封建立法最高的成就。
[14]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了法律保留原则，依该原则有些立法权是专属的，即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之外任何主体都不能够就所保留的事项制定规则。应当说，市场准入与市场的深刻程度和完善程度是成正比例的，即是说，能够进入市场的元素越多，市场经济的深刻化程度也就越大，反之对于进入市场的限制性因素越多，市场经济的深刻化程度也就越低。
同时，市场管理和对外贸易管理中最主要的管理主体是政府行政系统，而不是相关的立法机关，政府行政系统的权力行使，也要比立法机关的权力行使灵活的多，正因为如此，负面清单由上海市人民政府颁布是可行的。负面清单作为一种特别措施，使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予以进行，即是说在负面清单以外的投资领域，外资投入主体和国内的投资者采取的是统一的政策，而且，在这个特别措施中，强调了由原来的核准制到现在的备案制，这个改变尽管只有两个字的差别，但它意味着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在投资中的国际化倾向。根据《自贸区管理办法》第11条第1款规定，负面清单作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和法律手段存在于自贸区的投资管理领域，是有关市场投资管理中的一种新的措施。这说明，一方面，负面清单所规定的事项应当是非常明确的，即是说，负面清单应当具有清单的属性[13]，另一方面负面清单一旦予以公布，它实质上所起的作用就是法律上的作用，进而言之，负面清单对于投资者而言，它实质上就是一个法律典则和法律规范。[12]参见谢瑞智编：《法律百科全书（一般法学）》，三民书局2008年版，第400页。
[22]从这个角度讲，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能仅仅将视野放在投资领域去理解它的法治精神，即是说，我们认为负面清单是一种整个自贸区管理的制度创新模式，该模式是就自贸区作为一个整体而论之的。[19]国民待遇的概念如果放在市场机制中来考察，就等于将本国的市场投资主体与国外的市场投资主体作了区分，这样的区分既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有着非常充分的法理依据。而这部法律在实践中也基本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一些经过群众和基层长期实践的行之有效的改革办法，在立法过程中并不能被肯定下来，一些反映了改革和社会前进方向的要求不能上升为法律，甚至一些通过立法的方式阻止改革前进的做法也偶有发生。[34]转引自俞梅荪：《以法制推进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管理现代化》1990年第3期。这段时间，其他一些实务和理论方面的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强调超前进行经济立法，发挥立法对改革的推动作用。[80]这里可以看出，无论中共中央、国务院还是全国人大，都认为，法律的办法和经济的办法、行政的办法一样，都是改革过程中控制和调节经济运行的手段，或者说，都是为改革和经济发展服务的。
立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策略，经过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取得了成功，但也存在值得注意的问题。其次，立法与改革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但在中国，立法与改革是最近30多年来才提出的新课题，对两者的关系做全面和科学的总结尚需更长时间的实践和经验来支撑，从现有的理论特别是政治法律实务界的认识来看，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揭示基本反映了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论，即：立法与改革关系实际就是矛盾论中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30多年来，中国政治法律实务界所采取的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策略，大体是以对上述两者辩证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的，但具体的做法与是非得失，还须由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来回答。三者之间的平衡是动态中的平衡，时而改革急迫一些，时而发展是重心，时而稳定又更为严峻，立法反映的正是这一动态中的平衡，是改革、发展、稳定中的急需。[125]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1页。
常委会把加快经济立法作为第一位的任务，着重围绕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环节，努力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框架，[114]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第二，改革时代的立法大概也只能是工具性的。[43]紧接着，乔石还拿邓小平1979年的讲话和前述十三大报告的提法对立法推动改革提出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小平同志讲的法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精神，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要尽可能先制定法律后行动。蔡定剑还认为，经验立法的观念不仅导致立法短视，也导致立法滞后，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127]同前注[125]，《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汇编》，第192页。郑成良：《法律工具主义很危险》，《共产党员》2010年第14期。
针对1980年前后法律界一种主张脱离改革实际加快立法的倾向，彭真强调，经验成熟的，能行得通的，至少是有科学的而不是主观制造的典型经验，才能定成法。二是由地方先试验立法。
法律虽然是改革的工具，但毕竟不等于改革本身，立法要服务和服从于改革的需要，但如果不加分析地把这一原则推向极端，则可能会出现改革不前进、立法也不前进，改革失败、立法也失败的情况。第四，以经验为基础可以保证改革时期的立法符合实际，并具有稳定性和权威性。[85]第四，将立法的内容放在改革发展的大局中审视和考虑。[130]根据这一原则，这一届法律委员会在统一审议法律案中，将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视为一个重大课题，注意协调、兼顾各方面、各阶层群众的具体利益，正确处理全局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共同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关系。[107]同前注[91]，《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第721页。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把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经验用法律肯定下来，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
现在有人说，法可以脱离政策、方针，决不能那样。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总体上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工具主义立法思想要求将被实践证明是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法，巩固改革的成果，特别是要求科学地预见各类社会关系发展的基本规律，进而通过立法的方式保障和促进改革的前进。这样，妥善处理立法与改革之间的冲突，就需要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这是立法的一般性经验，也可以说是规律。对立法与改革关系的这一特点，杨景宇2003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作法制讲座时从两个方面做了说明。
[60]这里可以看出，彭真所指作为立法基础的经验，须是成熟的经验。对这个问题，乔石在前述1993年的讲话中已点明了界限，即超前和移植来的必须是适合我们的法律条文。[105]同前注[4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547页。[18] 现在要着重阐述的是立法推动改革策略在经济体制中的运用。
摘要: 当代中国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22] 为了加快立法的步子，考虑到改革没有到位或者经验不足等问题，邓小平特别地提出几条立法的原则：一是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
彭真认为，以经验为基础，立法就不要求全，能写多少写多少，[64]成熟一个搞一个，能制定部分的先制定出一部分。[105]这就改变了几年前对三者关系的认识，把改革、发展放到了稳定之前，说明在形势稳定后，首要的任务是改革与发展。
但是，对于制定这部法律的时机和条件是否成熟，各方面都存在激烈争论。 四、改革、发展、稳定是当代中国立法的主题词 近年来，在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各种策略中，还有一种经常性提法即：正确处理立法与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这相对前述七五计划时期将法律手段置于经济手段之后的认识，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又前进了一大步。这些方式笔者已做了专门论述，这里不复多叙。三是，既要加快立法步伐，又要选择好法律出台的时机。7月1日，叶剑英在这次会议闭幕式上说，常委会将根据许多代表提出的意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抓紧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
顾明：《经济立法与经济改革》，《中国经贸导刊》1986年第5期。改革中的难点，也是立法中的难点，以改革的精神解决立法中遇到的难点和问题，对于一些应兴应革的事情，应当积极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作法，借鉴国外的经验，尽可能作出规范，而且规范要尽可能具体明确，便于操作，从而更好地用法律引导和推动改革与发展。
[132]同前注[83]，《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文件汇编》。[24] 从上述这些话可以看出邓小平欲用立法推动改革的急切之情。
（二）邓小平南巡至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注重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决策的紧密结合 1989年的政治风波结束后，国家的形势趋于稳定，集中精力谋划改革与发展已成当务之急。[113] 按照上述中共中央的建议、乔石的讲话和田纪云的工作报告，立法与改革、发展决策的结合有三个重要特点：第一，这种结合主要是指经济领域立法的结合。